说起王安石，人们脑海中自然而然会幻化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，那就是后世贴给他的标签：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词人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著作有《临川先生文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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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料图】

王安石是北宋风云人物，他主持的变法被载入史册，成为中学历史课本上北宋篇章中的重要一环，莘莘学子也从这一章节初步知道了“王安石变法”这一历史名词的历史含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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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王安石的文章，也是莘莘学子心中的既爱又怕，爱是因为王安石的文章纵横捭阖，别致又清新，读来如沐春风，怕是因为王安石的文章是必背课文。

王安石的短文、小品文简洁峻切，短小精悍，如《伤仲永》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《读孟尝君传》等，往往一笔切中要害，让人无反驳的余地。学生也由此知道王安石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名词常识。

王安石的文章政论文居多，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文章处处透露出“务为有补于世”的实用主义理念即使在他的游记中也有浓重的议论成分，脍炙人口的《游褒禅山记》就属于此类。

王安石的诗词，或许是学生时代中接触最早的，《泊船瓜洲》《书湖阴先生壁二首》早已入选小学语文部编教材。
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这生机盎然又意味深远的诗句就出自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一诗。据说，王安石最初写的是“春风又到江南岸”，但他总觉得“到”字无法表达出春回大地的意境，又改为“过”字、“入”字，但他始终感觉词不达意，始终差那么一点点意境和火候。

经过十多次的反复推敲修改，最后确定为“绿”字，一下子就把春回江南的意境表达出来了，这种千锤百炼的写作的风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。

王安石的诗风遒劲清新，立意超卓，他喜欢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，如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，磊落坦荡的苍松，耿耿直节的劲竹等。

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这是王安石的《梅花》诗中的名句，立在僻静甚至冷清的墙角，冲破严寒静静开放，远远地向世人送去浓郁的幽香，这首诗写的是绝世之梅，也暗喻绝世之人。如果说，梅花诗有段位的话，那王安石的《梅花》一定是王者。

王安石，是中国文学史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名字，是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站点。王安石一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，除了他的文学诗词成就外，还有由他发起并主持的那场影响了北宋走向的熙宁变法。

那么，王安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在那场风起云涌的变法中，王安石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？要揭开这些迷雾，一切都还得从他的人生经历和际遇说起。

变法进行，暗流涌动

宋神宗熙宁三年，酝酿已久的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。这一年二月，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。三月，大臣孙觉、吕公著、张戬、程颐、李常等强烈反对新法。

王安石作为变法的领军人物，这个时候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，与反对变法的人针锋相对，交锋也越来越激烈，越来越白热化。司马光是强烈反对变法的人，也是反对变法的领军人物。

王安石是变法的第一执行者， 而司马光则是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，历史将他们推向了风口浪尖，他们在变法问题上的辩论也日趋白热化。

司马光认为没有必要实行新法，遵循旧法、开源节流就行了。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与司马光截然相反，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“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事，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”。

为此司马光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，在《与王介甫书》中，司马光列举了变法的弊端，强烈要求王安石遵循旧制，废弃新法，并对变法加以诋毁和攻击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安石以回信的方式向司马光详细阐述了变法的宗旨和决心，这封书信就是前文提到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。

在信中，王安石言辞犀利、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司马光对变法的诬蔑和人身攻击，尤其对司马光所说的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怨谤”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。

王安石措辞强硬地批评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的人因循守旧，固步自封，同时也表明变法的决心。

王安石和司马光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交锋，司马光收到回信后，立即给宋神宗上书《弹奏王安石表》，一来弹劾王安石，二来反对变法。

在《弹奏王安石表》中，司马光义愤填膺地说道：“臣之与安石，犹冰炭不可共器，若寒暑不可同时。”由此可见这次变法的反对声音有多强烈，阻力 有多大。

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用以表明变法的目的，这篇文章就是《答曾公立书》，也是一封书信。

在这封信件中，王安石从正面详细阐明了青苗法对政府财政来源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也是对青苗法的有力宣传。

其实，青苗法的初衷是非常好的。青苗法之前，农民在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向富人借钱借粮，并支付一定的利息，秋季庄稼丰收之后，就还回去。

而青苗法是要把农民向富人借钱借粮改为农民向官府借钱借粮，而且收取的利息低很多，遇到收成不好的时候，利息可以推到下一年。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。

关于“理财”，也就是如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，王安石是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路的。在宋仁宗嘉祐五年（公元1060年），他在文章《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》中就提出了理财制度和用人制度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。

宋神宗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是变法极其重要的一年。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废除了以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，代之以《春秋》《三传》和明经取士。

王安石主张文章要实用，他提出“务为有补于世”的文学创作观点，也就是文章要为社会服务，不以卖弄文采为主，而要有实用性。

其实，他的这一思想在宋仁宗嘉祐四年就已经形成，文章《兴贤》说的就是选取人才的重要性，而在文章《取才》中这种观点就更加明显。该文提出文章要“适用”和科举制度改革的主张，而且认为录取人才不应有年龄的限制。

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始终是围绕着“富国”“强兵”“取才”的最终目的而展开的，在熙宁五年与熙宁六年，虽然反对变法的声浪依旧很高，阻力依旧很大，但是变法持续进行着。